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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春天，经历了30年风吹雨淋的老房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站在这堆废墟之上，我感慨万千。

1974年，我们一家5口住在仅有14平方米的房子里。姐姐已经13岁，哥哥8岁，我4岁。母亲每天都拖着多病的身体上工，从未落下一天。一天8分工，折合人民币5分钱，只够买一根冰棒。我们户县涝店公社三过大队第一生产队因此就有了一个绰号“冰棍队”。

父亲是队上的饲养员，看着我们姐弟一天天长大，他内心很着急。这样一天一个男劳力只挣6分钱，要盖一座房子需等到何时呢？一天晚上，他和在油灯下纺线的母亲商量了一宿，最后决定到斗门沙场下苦力。据回来的人讲，那里的劳动量极大，加大的车厢可以装上0.3—0.4方沙，从沣河河床拉上岸。父亲觉得累是累，但能挣到钱，他背着简单的行李去了。

那一年夏天，天气酷然，沣河断流，父亲每天头顶烈日。汗水流到眼里，火辣辣地疼，但他无法擦拭，因为车子正行进在上坡路上。这样艰难地劳动了三个多月。父亲回来了，他的背被晒得黝黑，右肩上留下了一道红红的印记，胳膊正在脱皮。父亲拿回了100多块钱，那是我小时候见到最多的钱。我们全家人轮换数钱。那激动的眼神，那合不拢的嘴唇，那笨拙的数钱姿势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两位老人辛劳了3年，1977年春天我们家的新房开始动工。三个月之后，一个土木结构的房子建成了，但由于资金短缺，上面没有瓦，而是借别人家的小瓦摆在上面。也就是那一年，17岁的姐姐固执地要回生产队务农，要帮父母还盖房子欠的外债。父母和姐姐通过两年的努力，房子彻底建成，债务还清。

20年后，我工作了，在县城买了三室一厅的房子。我多次劝说父母住进县城，享享清福，而他们总会以住不惯为借口推托。那个老房子被母亲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每年还用白土把它刷两回。虽是土房，但她把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。父亲在前院种了大片花草，后院种了大片蔬菜。

现在，哥哥已在老房子的位置上，盖了三间两层小洋楼。